儒家伦理与东亚现代化(演讲稿)

儒家伦理与东亚现代化
玄武书院 陈勇
2007年7月29日

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题目是，儒家的价值伦理系统对于中国乃至东亚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对于全盘西化论者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儒家传统是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切根源，所以五四运动最响亮的口号之一就是“打倒孔家店”。经历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我们已经不再简单化地来看待这个问题。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整个东亚在经济领域全面崛起，有人提出二十一世纪是亚洲的世纪，甚至是中国的世纪。这些新形势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思儒家传统在东亚现代化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十九世纪德国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叫马克斯•韦伯(有人把他看作是现代社会学的开山祖师)，写了一部在东西方影响都非常大的书，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在书中宣称，资本主义之所以率先在西欧发展起来，跟基督教新教所宣扬的伦理价值有密切关系。当然，韦伯并没有把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简单地看作是因果关系，而只承认两者之间有选择的亲和性。韦伯认为，基督教经过马丁•路德改革，再发展到后来的卡尔文教派，其教义把辛勤劳动、积累财富等经济活动看作是上帝对选民的召唤，是现世的苦修行为而非为了财富或享乐本身，而且这种苦修行为是信徒成为上帝选民的必由之径。他还认为儒教传统虽然也注重此岸世界，但它缺乏基督新教那样的一种苦修精神，缺乏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一种紧张关系，因而也无法开出像西欧那样的资本主义精神。韦伯的观点一出，立刻引起激烈反响和争议，许多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我们都知道马克思的著名论断，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上层建筑包括法律制度、意识形态、宗教文化等等。韦伯的理论框架跟马克思的正好反了过来，即上层建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生产力也就是经济基础的发展。这个视角不仅促使人们认真思考基督教伦理与现代化的关系，而且也唤醒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对自身的现代化模式进行思考。

实际上，不但韦伯没有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简单地论述成是一种因果关系，而且即便这种因果关系成立，于我们今天思考东亚的现代化模式却并没有太大帮助。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在欧洲产生壮大并扩展到全世界，已经被其他各主要文化传统所接受，也就是说，这些被动接受资本主义的地区，不需要再重新去把资本主义发明一次。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这些非原生资本主义地区，怎样才能使现代化进程与自己的文化传统成功嫁接，从而找到一条最能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具体来讲，伊斯兰教文化区、印度教文化区、儒教文化区、佛教文化区等等都面临这一同样的问题。近几十年来伊斯兰教文化区蓬勃发展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实际上就是对发源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的彻底否定和排斥。当然，儒教文化区对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基本是全盘拥抱的姿态，于是我们看到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和“脱亚入欧”运动，中国也经历了洋务运动、百日维新、五四运动等，而最终选择了共产主义，当然这是源于德国并通过苏俄输送过来的一种亚西方现代化模式，而最近三十年我们又重新向所谓主流的西方现代化模式靠近。此外，印度教文化区和东正教文化区也在最近十几年急起直追，似乎找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原生文化形态的契合关系。

如果说，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的崛起、亚洲四小龙的腾飞、以及中国和越南经济的高速发展，让我们相信儒教文化区也可以成功走上现代化之路，那么这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有的学者甚至追问儒家伦理里边有没有新教伦理那样一种东西，能够催生一种类似“天职”观念的道德使命感来从事于现世工作。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教授、著名儒家学者余英时就认为，中国历史上自唐代的惠能创立禅宗到宋明新儒家的出现，曾经存在一个类似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运动。其所不同之处在于，“清教徒以入世苦行是上帝的绝对命令，上帝选民必须以此世的成就来保证彼世的永生，新儒家则相信有‘天理’(或‘道’)。但‘理’既在‘事’上，又在‘事’中，所以人生在世必须各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事’以完成理分，此之谓‘尽本分’。”实际上，虽然相对世俗化的儒家文化传统没有基督教新教那样强烈的宗教伦理，儒家的家庭伦理观念却不乏一种神圣的、近乎宗教般的意义。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由于儒家对“来世”对“彼岸”观念的淡漠，使得生命在现实时空中的时代延续成为中国人追求永恒的一种方式。于是，孝道成为维护家庭秩序的最高道德原则，而家庭的繁荣和延续，则是人生所要追求的终极目标。这也使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念里占有那么重要的地位。

当然，也有人会说，儒家的价值伦理不但没有催生资本主义的萌芽，而且其义利观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顺利发展。孔子不就说过吗，“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追求道义，小人追求利益)；<<大学>>中不也说过吗，“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乍看起来很有道理，一个国家如果只讲道义、不讲利益，那资本主义还能发展起来吗，国家还能繁荣富强吗？可惜的是，这些人都曲解了儒家的义利观。的确，在儒家传统观念里边，义和利是有本末、先后之分的，当义和利不能两全的时候，儒家所追求的是先义后利、舍利取义、甚至舍生取义的选择。但是，儒家并不否定利的独立价值，相反，却明确肯定利的客观存在和合理性。孔子就说过，“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追求财富和地位，是每个人的愿望。他也说过，“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当国家民主自由、繁荣富足的时候，你自己却仍然贫穷卑贱，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除非你自己愿意追求那样的境界。所以在儒家那里，关键不是讲不讲利的问题，而是怎样处理义与利的关系问题。这义与利的关系，具有两层涵义在里头。首先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当二者发生冲突的时候，顾全集体利益就是义，反之就是小人般的“喻于利”。所以儒家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你穷困的时候管好自己就不错了，但你发达的时候不要忘了为天下人谋福利。“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国家做到了公共的“义”，就是每个人最大的“利”。儒家义利关系的第二层意思，是讲物质利益与道德原则的关系。也就是说，个人追求物质利益的时候，不能违背道义，而要受道德原则的制约。所以孔子在说了“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之后，紧接着说，“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也就是说，国家昏庸无道的时候，你却有财富有地位，那绝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因为肯定不是通过正当途径得来的。孟子讲，“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说的也是同一个意思。

现在我们面临的迫切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追求“利”的问题，而是怎样追求“利”的问题。从儒家的价值原则来看，就是怎样使这追求利的过程符合义的道德原则。站在国家的角度，就是怎样使经济建设的成就转化为公共的福利，使最大多数的人都得到利的实惠。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国家就是做到了真正的义。站在个人的角度，就是怎样避免让利益追逐蒙蔽了你的双眼，腐化了你的道德良知。特别是在今日世界唯利是图、攀比日盛，社会充斥一夜暴富神话的氛围下，要保持一颗平常心、不动心，实在是难能可贵。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立场，也许正是我们所渴求的滋润心田的源头活水。孔子就十分赞赏他的学生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真是贤人呀！每次吃饭也就一碗粗食，一瓢冷水，住在简陋的地方，别人都替他发愁，而他自己却乐在其中。当然，箪食瓢饮、安贫乐道的精神境界往往只有少数圣贤人格才能做到。对于大部分的普通人来说，不追求利是不可能的。因此，怎样避免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以利害义，则是值得每一个人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