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与东亚现代化(演讲稿)

儒家伦理与东亚现代化
玄武书院 陈勇
2007年7月29日

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题目是，儒家的价值伦理系统对于中国乃至东亚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对于全盘西化论者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儒家传统是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切根源，所以五四运动最响亮的口号之一就是“打倒孔家店”。经历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我们已经不再简单化地来看待这个问题。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整个东亚在经济领域全面崛起，有人提出二十一世纪是亚洲的世纪，甚至是中国的世纪。这些新形势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思儒家传统在东亚现代化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十九世纪德国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叫马克斯•韦伯(有人把他看作是现代社会学的开山祖师)，写了一部在东西方影响都非常大的书，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在书中宣称，资本主义之所以率先在西欧发展起来，跟基督教新教所宣扬的伦理价值有密切关系。当然，韦伯并没有把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简单地看作是因果关系，而只承认两者之间有选择的亲和性。韦伯认为，基督教经过马丁•路德改革，再发展到后来的卡尔文教派，其教义把辛勤劳动、积累财富等经济活动看作是上帝对选民的召唤，是现世的苦修行为而非为了财富或享乐本身，而且这种苦修行为是信徒成为上帝选民的必由之径。他还认为儒教传统虽然也注重此岸世界，但它缺乏基督新教那样的一种苦修精神，缺乏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一种紧张关系，因而也无法开出像西欧那样的资本主义精神。韦伯的观点一出，立刻引起激烈反响和争议，许多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我们都知道马克思的著名论断，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上层建筑包括法律制度、意识形态、宗教文化等等。韦伯的理论框架跟马克思的正好反了过来，即上层建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生产力也就是经济基础的发展。这个视角不仅促使人们认真思考基督教伦理与现代化的关系，而且也唤醒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对自身的现代化模式进行思考。

实际上，不但韦伯没有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简单地论述成是一种因果关系，而且即便这种因果关系成立，于我们今天思考东亚的现代化模式却并没有太大帮助。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在欧洲产生壮大并扩展到全世界，已经被其他各主要文化传统所接受，也就是说，这些被动接受资本主义的地区，不需要再重新去把资本主义发明一次。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这些非原生资本主义地区，怎样才能使现代化进程与自己的文化传统成功嫁接，从而找到一条最能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具体来讲，伊斯兰教文化区、印度教文化区、儒教文化区、佛教文化区等等都面临这一同样的问题。近几十年来伊斯兰教文化区蓬勃发展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实际上就是对发源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的彻底否定和排斥。当然，儒教文化区对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基本是全盘拥抱的姿态，于是我们看到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和“脱亚入欧”运动，中国也经历了洋务运动、百日维新、五四运动等，而最终选择了共产主义，当然这是源于德国并通过苏俄输送过来的一种亚西方现代化模式，而最近三十年我们又重新向所谓主流的西方现代化模式靠近。此外，印度教文化区和东正教文化区也在最近十几年急起直追，似乎找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原生文化形态的契合关系。

如果说，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的崛起、亚洲四小龙的腾飞、以及中国和越南经济的高速发展，让我们相信儒教文化区也可以成功走上现代化之路，那么这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有的学者甚至追问儒家伦理里边有没有新教伦理那样一种东西，能够催生一种类似“天职”观念的道德使命感来从事于现世工作。普林斯顿大学退休教授、著名儒家学者余英时就认为，中国历史上自唐代的惠能创立禅宗到宋明新儒家的出现，曾经存在一个类似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运动。其所不同之处在于，“清教徒以入世苦行是上帝的绝对命令，上帝选民必须以此世的成就来保证彼世的永生，新儒家则相信有‘天理’(或‘道’)。但‘理’既在‘事’上，又在‘事’中，所以人生在世必须各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事’以完成理分，此之谓‘尽本分’。”实际上，虽然相对世俗化的儒家文化传统没有基督教新教那样强烈的宗教伦理，儒家的家庭伦理观念却不乏一种神圣的、近乎宗教般的意义。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由于儒家对“来世”对“彼岸”观念的淡漠，使得生命在现实时空中的时代延续成为中国人追求永恒的一种方式。于是，孝道成为维护家庭秩序的最高道德原则，而家庭的繁荣和延续，则是人生所要追求的终极目标。这也使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念里占有那么重要的地位。

当然，也有人会说，儒家的价值伦理不但没有催生资本主义的萌芽，而且其义利观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顺利发展。孔子不就说过吗，“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追求道义，小人追求利益)；<<大学>>中不也说过吗，“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乍看起来很有道理，一个国家如果只讲道义、不讲利益，那资本主义还能发展起来吗，国家还能繁荣富强吗？可惜的是，这些人都曲解了儒家的义利观。的确，在儒家传统观念里边，义和利是有本末、先后之分的，当义和利不能两全的时候，儒家所追求的是先义后利、舍利取义、甚至舍生取义的选择。但是，儒家并不否定利的独立价值，相反，却明确肯定利的客观存在和合理性。孔子就说过，“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追求财富和地位，是每个人的愿望。他也说过，“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当国家民主自由、繁荣富足的时候，你自己却仍然贫穷卑贱，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除非你自己愿意追求那样的境界。所以在儒家那里，关键不是讲不讲利的问题，而是怎样处理义与利的关系问题。这义与利的关系，具有两层涵义在里头。首先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当二者发生冲突的时候，顾全集体利益就是义，反之就是小人般的“喻于利”。所以儒家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你穷困的时候管好自己就不错了，但你发达的时候不要忘了为天下人谋福利。“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国家做到了公共的“义”，就是每个人最大的“利”。儒家义利关系的第二层意思，是讲物质利益与道德原则的关系。也就是说，个人追求物质利益的时候，不能违背道义，而要受道德原则的制约。所以孔子在说了“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之后，紧接着说，“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也就是说，国家昏庸无道的时候，你却有财富有地位，那绝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因为肯定不是通过正当途径得来的。孟子讲，“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说的也是同一个意思。

现在我们面临的迫切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追求“利”的问题，而是怎样追求“利”的问题。从儒家的价值原则来看，就是怎样使这追求利的过程符合义的道德原则。站在国家的角度，就是怎样使经济建设的成就转化为公共的福利，使最大多数的人都得到利的实惠。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国家就是做到了真正的义。站在个人的角度，就是怎样避免让利益追逐蒙蔽了你的双眼，腐化了你的道德良知。特别是在今日世界唯利是图、攀比日盛，社会充斥一夜暴富神话的氛围下，要保持一颗平常心、不动心，实在是难能可贵。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立场，也许正是我们所渴求的滋润心田的源头活水。孔子就十分赞赏他的学生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真是贤人呀！每次吃饭也就一碗粗食，一瓢冷水，住在简陋的地方，别人都替他发愁，而他自己却乐在其中。当然，箪食瓢饮、安贫乐道的精神境界往往只有少数圣贤人格才能做到。对于大部分的普通人来说，不追求利是不可能的。因此，怎样避免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以利害义，则是值得每一个人深思的问题。

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演讲稿)

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

玄武书院 陈勇
2007年7月22日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参加玄武书院举办的首次讲座。我谨代表玄武书院全体志愿人员向大家致谢。

今天我所要讲的题目是：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现代社会的我们来说还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又简单又复杂。说它简单，因为你可以轻易地用一个词来回答：有意义，或者，没意义。说它复杂，你可能会忍不住要问一下，传统文化是指什么？现代意义又是在什么层面上所讲的意义？有的人甚至会质问，都后现代了，还讲什么传统不传统的，真是老古董。我认为，出现什么样的答案都是可能的，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不曾留意诸如此类的问题。

如果我要说，提倡传统文化是要呼唤中国人的文化之根，传统之根，不要忘了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根本所在。有人肯定会马上跳起来，说：“我每天说的是中文，吃的是中国饭，朋友圈子都是中国人，上的都是中文网，常常关心中国的新闻。你凭哪点说我不是中国人？”我觉得这个回答是非常有说服力的。是啊，在异国他乡能做到这些方面的，不是中国人，难道还是日本人不成？但是，转念一想，觉得这个回答里面似乎又缺少了些什么东西。如果我们都能以生为中国人为傲，以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为荣，生活富足安详，精神健康饱满，那又有何求，又有何怨？大多数同胞来到美国，不就是为了寻找更好的机遇，追求更好的生活么？但现实往往并不如理想那么乐观。我们时不时地会叹息，时不时地会郁闷，我们似乎得到了许多，同时又失去了许多。每逢中秋月圆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砰然心动；每当重阳登高的时候，也许会有“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淡淡哀愁；每当农历新年的时候，都会惦记大洋对岸的亲人放了多少爆竹，吃了什么年夜饭；每当因没有农历而忘掉一个传统节日的时候，也许会有那么一点点懊恼，可能你原本要打一个越洋电话问候亲人。因为在我们的骨子里边，在我们的灵魂里边，在我们的情感里边，除了柴米油盐、家长里短之外，除了房地产、股票、绿卡、工作之外，还有那么一点点微妙的、细腻的、不可言说的东西，这一点点东西便是千百年来的历史、文化、思维所沉淀下来的，不是一时一地就能轻易改变的。

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绝大多数人都会对五千年的华夏文明感到骄傲自豪，毕竟世界上所有的古老文明中一直存活下来的，就只有中华文明一家。在古代，中国人把自己叫做华夏，自视为衣冠礼仪上国，把周边的附属小国叫做蛮夷，觉得他们是未开化的蛮荒之地。直到今天，当许多人谈到亚洲其他国家时，还不经意地流露出轻蔑的姿态，因为觉得虽然我们在近现代衰落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好歹是泱泱大国，世界文明中心之一。因此，当一个不知情的异国友人错把你当作越南人、泰国人、韩国人，或者日本人的时候，你可能会感到不解，我明明是中国人嘛，跟他们不是有明显的区别吗？但当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的时候，你可能会感到一丝的无奈和不快。英语里有句成语叫做，"Fool me once, shame on you; fool me twice, shame on me"。<<左传>>里也有一句相似的成语，叫做“一之为甚，岂可再乎？”意思是说，这样的事发生一次已经够多的了，如果再来两次三次，肯定是我出了什么问题。骨子里不管你对其他亚洲国家的人褒也好贬也好，你自己心里最愿意的，还是让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这就叫做文化身份认同。因为你的祖祖辈辈便在这片土地上生息劳作，血液里流淌着这样的文化基因，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情感。就如同你从小到大都知道自己是张家的孩子，而绝不愿意被人错当作李家的孩子一样。但问题在于，你怎样让人知道你是张家的孩子而不是李家的孩子，你的脸上又没有写着字。要做到这一点，你只需大声地告诉对方，你不是韩国人或日本人，你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但如果每遇到这样的情况你都要费力地宣告一番，你会觉得很累，而你在骨子里知道，中国人之与其他国家人，区别其实很大。有没有一种办法，将这种内在的差别，外在地表现出来，既能以之为骄傲自豪，又能省去自我解释之烦恼？就如同德国人的严谨、法国人的浪漫、美国人的直爽一样，成为一种显而易见的、积极向上的群体识别标志？

许多朋友刚到美国的时候，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人生地不熟，交通不便，语言不灵，会产生强烈的挫折感、失落感。但几乎毫无例外，新来的朋友会得到无数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的真诚热情的帮助。这其中，教会对新人的帮助可以说是非常值得称道的，他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却不寻求任何的回报或颂扬。我个人对他们也表示由衷的敬意。有的时候，教会的朋友会顺便向新来的朋友介绍一下教会的各种活动，真诚欢迎他们参加。许多人在方便的时候也会去教会看看，最起码来说可以增长一下见识；也有的人真的就在教会中找到了精神寄托，从此查经、祈祷便成为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也有不少人，虽然感激教会提供的帮助，却并不认同基督教的那一套世界观、价值观。他们面对教会朋友的盛情邀请，往往不知如何应对，很容易限于尴尬和困惑之中，干脆以断绝来往为了结。还有很多时候，你的美国朋友会很随意地问你的宗教是什么，你也可能会很随意地回答说，我没有宗教。脑袋灵活的人会说，我的宗教是佛教，或者道教，甚至可以说，我的宗教就是吃饭，或者其他任何爱好都可以是我的宗教。答者无心，听者有意。也许你的朋友会露出诧异的神色，也许他/她会盛情邀请你去他/她的教会，也有可能什么表示都没有。但有一点，对于美国普通老百姓来说，有宗教信仰就是有道德理想的同义词，因为在欧美这些以基督教为传统的社会里，道德伦理价值与基督教的教义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如果没有了宗教信仰，往往就没有了价值观念的支撑，就如当今西方社会的崩克一族、新新人类一样。

有很多中国朋友，信奉客随主便、入乡随俗的古训，认为到美国求发展，也理当归依美国主流的基督教。曾经听说过一个华人牧师这样向他的教友布道：到了美国不加入基督教，就不算真正到了美国。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逻辑，就好像说：到了中国不加入共产党，就不算真正到了中国一样；到了中东不加入伊斯兰教，就不算真正到了中东一样。那怎么解释美国的六百万犹太人？他们在这里已经生息繁衍了几百年，仍然顽强地信仰犹太教，难道他们没有真正到美国？难道他们不是真正的美国人？还有上百万的印度裔、日本裔以及其他少数族裔，他们大多也不信仰基督教，难道也应该排除在美国之外？所以，当下次你的朋友向你传教时，如果你并不感兴趣，你应该勇敢地告诉你的朋友，我有自己的宗教(可以是儒教、道教、佛教或任一宗教)。或者，你也可以说，我没有宗教，但我有自己的价值信仰系统。我知道中国大陆来的大部分人都不信仰宗教，因为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宗教是欺骗人民的精神鸦片”还历历在耳。恩格斯也说过类似的话，“宗教是现实世界在人们头脑中的歪曲反映”。但是如果你拿这样充满火药味的话去回敬人家，肯定会闹得不欢而散，甚至反目成仇。中国有句古话，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受了别人的帮助，能回报当然最好，若不能回报，能在心里真诚地感激，我想就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你是为了感激别人的帮助、或者放不下情面而加入教会，那就不是真诚的，更远谈不上“涌泉相报”，甚至还不如什么也不做的好。四书中的<<大学>>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就是说，万事万物都有本末、先后之分，如果知道什么为本什么为末，什么为先什么为后，就基本上明白真理大道了。你受了别人的恩惠，以德报德固然好，但你不能轻易放弃你的根本信仰、价值坐标，以作为回报的方式，这实际上是本末颠倒、先后不分。当然，如果你原本就没有信仰，原本就没有价值观念，那是另外一回事，我倒觉得找到基督教或别的任何宗教作为精神寄托是好事。

那么，中国人千百年来的价值观念、道德信仰又是什么呢？这句话可以简单地回答，就在我们的传统里，在我们的文化里，在我们的日用常行里。但我们又似乎感受到浮游无根，心无定所，五千年的文明好像离我们又那么遥远。问题就在于，从鸦片战争开始直至整个二十世纪，中华民族都处在水深火热、国将不国的患难之中，我们的先烈为了救亡图存而义无反顾地把传统文化抛在了一边，而追求最能救民于水火的功利实用之道，于是有宪政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各种学说论调的登台亮相。胡适鼓吹全盘西化，鲁迅号召中国人不要读中国人的书，钱玄同宣称要全面废除汉字，国民党大佬吴稚晖则主张把线装书扔在茅坑中三十年。这些声嘶力竭的呐喊，不可谓不痛入骨髓，也反映出中国在近乎绝望的困境中那沉痛而悲愤的挣扎。无可否认，这些口号与主张放在当时的情景下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波澜壮阔、迭宕起伏，没有一种主义、没有一种主张能包治百病。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我们曾经不辨白猫黑猫，我们也曾经摸着石头过河。但与之前的一个世纪相比，革命少了，建设多了；口号少了，实干多了。我们甚至有了余暇来重新审视一百年来为人所诟病的传统文化，我们想重新拾起那连同洗澡水一同泼出去的婴儿。五千年不绝如缕的文明自有其生存的智慧在里头，百年的厄运岂能一笔抹煞千年的辉煌。不过，当我们平心静气坐下来整理国故的时候，才发现百多年的悲苦辛酸已经使我们的传统文化所剩无多。当代著名儒学大家、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就曾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文化归纳为五大传统，那就是：一，鸦片战争以来受屈辱的传统；二，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反传统的传统；三，马列主义的传统；四，文化大革命的传统；五，八十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传统。这五大传统，要么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全然无关，要么以千年传统作为直接批判和铲除的对象。因此，杜维明说，从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脉络来看，受到自己的文化精英狠批乃至彻底扬弃的文化传统，儒家是唯一的。

在一个局外人看来，中国人也许还是千百年来的中国人，一提起中国人，他们就会联想到中文、汉字、米饭、筷子、功夫、太极、风水、针灸、书法、中国菜等等。的确，我们是这些东西的全部，但又远远大于其全部之和。最重要的，我们不是马赛克般的镶嵌，也不是蒙太奇般的拼接。在这浮世绘的下面，我们曾经还有千百年来贯穿一线、不绝如缕的华夏心魂。这就是孔子那“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浮士德精神，孟子“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浩然之气，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本思想，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天下情怀；这也是老子那“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宇宙大智慧，庄子那扶摇直上千万里的自由阔达心境；这还是六祖禅师惠能那“运水担柴，皆有妙道”的人生顿悟。正是这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智慧传承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意志、道德理想、价值伦常、行为举止、风格气质。华夏精神畅达，则其文明灿烂辉煌；华夏精神衰萎，则其文明花果飘零。眼下，我们正处在自身文明存亡绝绪的关头，虚浮躁动有余，沉郁厚重不足。我们看似有文化热、国学热、祭祖热、海外汉语热，但都是些没有灵魂的空壳。就如同张艺谋的电影，色彩斑斓却浮躁浅薄，集中体现在其最近的<<英雄>>一剧中，试图借鉴<<卧虎藏龙>>的武打场景和技巧、<<罗生门>>的叙事风格和<<七武士>>的武士道精神，但却成了哗众取宠的七色拼盘。黑泽明用镜头表现出了日本民族的心魂，张艺谋却用镜头博得了无聊看客的阵阵喝彩。当然，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这是我们几代人的责任。

那么，怎样才能重新找回那渐行渐远的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呢？我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重新回到文本中去，回到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情境中去体会古圣先贤所追求的王道理想、圣贤人格。所以，传统文化不只是唐诗宋词，四大名著，它还包括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经史子集等纵贯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总和。当然，物有本末，事有终始，每个人的精力都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全面出击，总得有个先后主次之分。在此意义上来说，非研习四书五经不足以了解中华民族传统的精神意志，道德理想。回到标题所提出的问题，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对于现代社会还有什么意义呢？国内著名的儒家学者蒋庆曾归纳出了以下几点：

首先，传统文化可以安顿中国人的个体生命。因为人类生命的安顿古今中外都是通过特定的文化来实现的，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通过文化中所体现的超越神圣的信仰与价值来提供生活的意义与安顿生命的无常，离开了特定的文化就不可能存在抽象挂空的超越神圣的信仰与价值。

第二，传统文化可以重建中国人的社会道德。当今中国的社会道德已经全面崩溃，中国处在“一切向钱看”的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所谓全民经商、全民炒股、全民言利、全民发财，全民造假就是这一社会的写照。孟子说“上下交征利则国危矣”，现在的中国道德崩溃、人心败坏的状态是无法维持下去的。

第三，重拾传统文化可以重塑中华民族的精神意志。传统的断裂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华民族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精神，学到西方的法律制度、科学技术却不能转化为自己的民族精神，结果中国人灵魂四处飘荡，无所归依，中华民族成了一个没有民族精神的民族、一个不知道自己民族文化自性特质的民族。在这种情形下，中华民族就成了一个不知道“我是谁”的民族，一个“精神分裂无所适从”的民族，一个精神上处于“游魂”状态的民族，一个民族内聚力日益弱化的民族

第四，传统文化可以重建中国乃至世界的信仰与希望。从儒学的历史来看，儒学在本质上是希望之学，儒学追求的正是社会和谐、世界大同与宇宙太和的信仰与希望，儒学把人类的希望寄托在人类的良知上。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儒学为中国人提供了信仰与希望，使中国人的生命存在与历史现实具有了意义，获得了动力。它也必将在二十一世纪为人类寻求后工业时代的出路提供有益的启示和方向。<<礼记•礼运>>开篇便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正是人类可共同期待的一种大同境界。

在半个世纪以前，当中国处于深重的内忧外患之际，奢谈传统文化不仅是一种麻木不仁，而且是对时代的背叛。三十年代著名作家郁达夫在其小说<<沉沦>>中安排了这样的结局，留学日本的主人公身限困境，凄苦愁绝，最后蹈海自杀。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发出这样的呼喊：“祖国啊！你快点强大起来吧。我的死是你害的呀！”似乎与主人公的命运遥相呼应，郁达夫本人最后也在印尼被日本占领军枪杀。这便是那个时代的宿命。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面临科技理性的膨胀、人文价值的失落、意义的迷失、道德的危机、人际关系的疏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对立，儒家传统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对民族文化存亡绝续的忧患，而且是对人本身、人存在的意义、价值及其自我完善问题以及人类文化的前途、命运的苦苦思索，以期在终极关怀的层面重建人的意义世界和精神家园。著名汉学家列文森在其<<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的最后讲了这样一个犹太寓言故事：第一代的犹太长老甲为了解决碰到的困难而进行祭祀。他到一个树林里，生起了火并且打坐祈祷，然后得遂所愿。第二代的长老乙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也来到树林里的同一个地方，说：我们不知道怎样生火，但我们知道怎样打坐祈祷，于是他的愿望也实现了。又过了一代，第三代的长老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他也来到树林里的同一个地方，说：我们不知道怎样生火，也不知道怎样打坐祈祷，但是我们知道树林里的这个地方，而且这就够了。的确，他也最终得遂所愿。到了第四代，长老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他只能端坐在城堡中的金椅子上，说：我们不知道怎样生火，也不知道怎样祈祷，更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儿，但我可以把这个故事原原本本地讲一遍。这个犹太寓言讲的就是集体记忆的逐渐消亡。列宁曾经说过，“忘记历史就是背叛”。我们既不能忘记自己民族的历史，也不能忘记全人类的历史。

玄武书院顾问委员会

玄武书院顾问委员会


陈明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中国大陆“新儒家”代表之一、<<原道>>杂志主编

郭兴奎
美国田纳西州立大学艺术系助理教授、<<田纳西时报>>社长

韩星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儒学-儒教研究所所长、陕西孔子研究会常委副会长

黄勇
美国宾州Kutztown大学哲学系教授、中西比较哲学杂志<<道>>主编

苗传江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副教授

Thomas Selover
加拿大Saskatchewan大学宗教及人类学系教授

唐文明
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田海华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王心竹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杨万江
前重庆万县市政府经济中心特约研究员、独立学者、民间儒家

赵宗来
济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儒学研究所秘书长、“华夏复兴论坛”总版主